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34期 出版日期2010年08月23日 

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这三个经济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当前迫切需要改变调结构和保增长的相对重要性 

国际经济学里有个著名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即稳定的汇率、自由流动的资本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个国际经济政策目标至多只能实现两个。最近，“中国金融40人论坛”的内部讨论会曾经提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不可能三角”，即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这意味着，决策者也许需要重新考虑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在这三个目标之间做出新权衡，而关键在于改变调结构与保增长的相对重要性。

保增长

保增长几乎已经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政策目标，每当经济疲软，政府总会全力支持经济增长，通常的口号就是“保八”。最突出的例子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出口增长和国内需求显著减速，政府全力实施扩张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经济活动，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充分展示了政府巨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雷厉风行的行政作风。

高增长是中国经济改革以来一直追求的重要经济目标。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终结了有关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将各级政府的兴奋点紧紧地锁定在经济增长上。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使中国经济走上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但是，也由此埋下了“增长至上”的政策思维的种子。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增长逐步演变成为最重要甚至惟一的经济指标。

为什么要保增长？政府的解释是要保就业，而只有保住了就业，才能确保社会稳定。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人口过多的话，很可能演变成社会动荡的导火线。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就是保证绝大多数人有工作。过去十几年，中国每年的新增劳动力大概有800万到1000万人，因此，需要一定的增长速度来创造就业机会，8％的增长红线就是这样算出来的。

还有一个政府从未公开表述，却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动机，就是GDP增长实际是考察各级政府工作成绩的最重要的经济指标。清华大学教授李宏斌研究发现，改革30多年来，省委书记和省长能否得到升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任期内当地GDP的增长速度。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央只是根据这个指标作出人事任命决定的，但是GDP指标在各级政府考核中的重要性是公开的秘密。

政府保增长的冲动最近再次得到证实。二季度以来国内、国际经济渐次减速，鉴于各国开始退出扩张政策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减速是一个正常现象。目前，尚无迹象表明中国和世界经济将发生“二次探底”。但是，中国的决策者已经迅速确认他们将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其实是结束了已经开始的缓步回收流动性的努力，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担心增长滑坡。　　

调结构

进入21世纪以来，调结构一直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点。从国务院总理到基层乡村干部，几乎人人都在谈论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重要性。经济结构失衡表现在多个方面，主要包括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经常项目顺差过大、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过高、消费占GDP的比重过低、地区经济发展差别过大和收入不平等过于严重。

经济学理论认为，广义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高投资率本身并不一定是个问题，而且，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其实正是高增长的东亚经济模式的普遍特征之一。不过，其中有一个度的问题，投资多了必然会形成大量的生产能力。如果消费不足，最终就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在国内形成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从而降低回报，影响未来的增长潜力；二是进一步推动出口，造成庞大的经常项目顺差。

经常项目顺差大，对于像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样的小经济体来说，并非什么大事。但是，对中国不一样。既然是大国，顺差就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生产、就业和外部平衡。中国出口已经占到全球出口的近10％，若出口继续以20％的幅度增长，就会迫使其他国家的经济实施调整，这就容易造成贸易摩擦。更重要的是，当出口占到中国GDP的三分之一以上时，世界经济的波动就可能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中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因此，消耗较多自然资源也在情理之中。不过，目前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到10％，但占全球多数大宗商品消费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20％甚至30％，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资源利用效率偏低。资源消耗量大，容易造成对国内环境的破坏。更重要的是，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力量，而且，不少专家已经开始担心中国经济会很快将全世界的资源消耗干净。

收入分配不公，表现在地区之间差别扩大、个人收入不平等加剧和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在改革初期，收入差距扩大是改革的一个成果，因为改革前中国搞绝对平均主义，经济增长缺乏动力。但是，目前，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已经超过了全球收入不公的临界点。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及时得到解决，社会矛盾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遏通胀

过去30年间，中国经历了几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分别发生在1988年、1994年、2004年和2007年。通胀不仅是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还可能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高通胀曾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在这方面也有过历史教训，因此，经济政策一直高度重视通胀风险。

通货膨胀的最大问题是对穷人和富人的影响程度不一样。穷人的消费开支占收入的比重比较高，同时规避通胀的渠道比较少，富人则可能从资产价格上升中获益。因此，通常情况下，高通胀很可能令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如果因为基本生活品价格上升过快而影响穷人的生活，就很可能酿成不利的政治后果。

不过，21世纪以来的几次通胀程度相对都比较轻，2004年年中CPI最高时曾经超过了5％，2008年年初CPI最高时曾经到达8.7％。这两个峰值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的经历相比，确实算不了什么。不过，通胀相对温和，在过去十年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中国是如此，美国和欧洲也是如此。

欧美的教训是，即便CPI比较稳定，也不表明总体通胀压力小。全球危机之前，欧美国家的CPI都相对较低，因此，这些国家的央行维持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结果是资产价格暴涨，最终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一旦泡沫破裂，整个经济就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从目前的发展情势看，这也正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宏观风险。

三难选择

从表面看来，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这三个方面的政策目标都非常重要，放弃任何一条都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问题是，要同时实现这三个方面的目标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政府其实已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做了取舍。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是政府给予了增长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十分重视通胀，而结构调整就被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

经济学里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增长和通胀之间的权衡关系。如果追求高增长，就可能带来高通胀；而如果追求低通胀，就可能压低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既想要高增长，又承受不了高通胀，怎么办？中国政府的对策就是直接控制价格，2004年，政府限制食品涨价幅度，2008年政府则直接锁死国内石油价格。但是，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缓解通胀压力。

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也存在权衡关系，比如，要降低投资占GDP的比重或者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在短期内也许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看来则未必，不过，多数政府更关注短期的绩效。另外，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调结构需要消除许多要素市场的扭曲，这些可能会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抬高通胀水平。如果政府不愿意接受较高的通胀，就只能牺牲调结构。

政府如何做这个三难选择？现在看来，调结构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如果听任结构失衡的问题继续恶化，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出现大问题。那么，剩下的选择就是放弃保增长还是放弃遏通胀？目前，政府应该接受相对比较低的增长速度。其实，通过或者增强社会保障体系，或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就业机会，都可以帮助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三难问题”的另一个解决方案可能是每个目标都放弃一些，但现在的关键是要改变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的相对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