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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经济发展的“圣杯”

林毅夫教授从世界银行卸任回国后短短几个月,接连出了四本书,在国内学界掀起了一股林氏风暴。林老师如此勤奋、高产,令我等后学汗颜。

惭愧之余,将几本著作细细地拜读了一遍,感受林老师从华盛顿直击全球金融危机、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视野。四本书各有重点,也各有特色。如果要是推荐一本我最喜欢的书,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那本《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

我特别喜欢这本书,有三个原因。

首先,这是一本很好看的书。深入浅出地传播经济学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济学家大多会写略带八股味道的学术论文,但真正能与社会大众有效沟通的很少,因此很多经济学思想只能留在象牙塔内。以前读过林老师的许多论文与著作,大多行文工整、论证严谨,基本都是标准的学术作品。但在这本书中,林老师不仅引经据典,而且穿插了大量的实际故事,其中不少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以写散文的笔法介绍带有颠覆性的新结构经济学,读起来轻松愉快又令人耳目一新,即便不是经济学家也能够读懂作者的主要思想。

其次,这本书传递出强烈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林老师本人是一个传奇故事,他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兴趣,可能萌芽于在台湾度过的少年时代。后来带着这个问题,他来到了大陆,去了芝加哥,回国后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然后又去了世界银行。为经济发展寻找“圣杯”,是贯穿林老师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从解剖改革经验的《中国的奇迹》,到一般性理论探索的马歇尔讲座,再到注入了全球视野的《繁荣的求索》,莫不如此。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再次感受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力量。

最后,本书清晰而完整地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根据我不一定十分准确的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结构演变的过程。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的要素禀赋在短期内是给定的,但是从长期看却可以变化,而这也正是经济发展的深层机制。因此,好的政策应该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发展产业,创造积累,推动要素禀赋的变化,因势利导经济结构的提升。新结构经济学倡导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企业克服一些困难,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而不是替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这些听起来并不复杂的主张,对发展经济学理论演变和政策选择所带来的冲击,可能是革命性的。

自2012年6月以来,国内举行了无数次的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讨论,不少著名学者与意见领袖也纷纷发表各自的见解。

我第一次参加的讨论,是林老师刚从美国归来以后在朗润园与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事们对话。林老师提出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其实是对传统理论尤其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反动。我是高度认同的。我自己在过去几年所做的研究也表明,尽管要素市场扭曲尤其是金融抑制政策会导致效率损失,但在市场与监管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有节制的干预能保障资源的顺利配置与经济金融的稳定,起码在特定阶段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我所考虑的还仅仅是克服市场失灵,而林老师考虑的已经是如何主动引导经济结构演变。

不过,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施政能力以及约束机制,当时我还是有疑虑的。

在那次讨论会上,我向林老师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政府干预的路径依赖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可能需要三个重要的假设:一是政府领导人有思想、有远见;二是政府官员有高效的执行能力;三是存在有效机制,约束寻租甚至腐败行为。林老师后来解释,他提出的“二轨六步法”正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够有效实施这个战略。这个方法的第一步对产业的选择简单易行,而落实第二到六步也并不困难,比当前提出的许多建议比如改善教育、健康医疗、企业经营环境等建议要易于推行。只有在第六步设计对企业的补偿,而这个补偿很小,所以,寻租和腐败的激励也很小。

现在仔细想来,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最初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疑虑,起码部分地是基于我们对理论的误解。当然这可能也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问题有关。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尤其是“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中国经济积累了一些矛盾,其中包括投资比例过高、一些领域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垄断和收入分配恶化等,而官员腐败则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对政府主导高投资行为的反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投资与政府的作用的主张受到质疑也不奇怪。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与政策主张。相信个别公开批评林老师观点的人,大概连他的书都没有读过。

如果我们仔细地读一读林老师的书,也许会发现,林老师其实并不主张政府更多地控制资源、主导投资。

事实上,林老师在《繁荣的求索》中明确指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观点是,在产业多样化和升级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应该限制在为新产业提供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间的相关投资,为先驱企业的信息外部性提供补偿,以及通过孵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鼓励产业集群培育新产业。国家同样也需要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来降低个体企业的交易成本,加快经济的产业发展进程。”更重要的是,政府干预经济都应该以比较优势作为基础原则。可见,林老师对于政府在经济中的行为空间是有明确界定的。

以林老师提出的对先行企业所创造的外部性的补偿为例,所要发展的产业应该是在该经济中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即如果按要素价格来计算,该产业已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但因有关软硬件基础设施不到位,交易费用太高而令这些产业缺乏竞争力。

因此,林老师所提出的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解决软硬件基础设施的约束,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换句话说,政府干预的前提为,企业应该具有自生能力的,而且这种外部性补偿如“两轨六步法”中第六步所建议的都是一次性或者是有期限的。

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具体理论框架与政策建议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这也是所有新思想发展、完善的必经之路。

但值得指出的是,新结构经济学无论是作为朗润学派还是中国学派,是中国经济学界对现代经济学所做的重大贡献。最近几年林老师将研究视野扩大到了全球经济,特别是关注非洲经济的发展,帮助非洲人民脱贫致富。

毫无疑问,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植根于林老师三十年来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近距离观察与研究。可以说,很可能是经济发展的“中国故事”催生了新结构经济学这个新的理论。也许正因为林老师的独特贡献,包括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许多顶级学者郑重地向读者推荐了《繁荣的求索》这本著作。

不过,这场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论,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进一步了解林老师作为经济学家的视野、坚持和气度。

三十年来,林老师对于许多经济问题常常有很独到的见解,包括对大饥荒、李约瑟之谜、国有企业改革、后发优势和经济改革策略等问题的看法,因此他也常常处于各种学术论争的中心。

林老师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有时候甚至不得不舌战群儒。同时,他也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温文尔雅的风度,一遍又一遍耐心地向听众阐述他的思想与主张。

无论我们是想挑战林老师的新结构经济学,还是想做一个林老师那样的经济学家,都应该从认真拜读《繁荣的求索》开始。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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