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概念股的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诚信缺失在中国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屡屡钻制度、政策的空子，甚至作假、欺诈，不但不引以为羞，往往还在朋友间津津乐道。

诚信是市场经济制度的根基之一。没有诚信，中国便无法完成市场化改革，更难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其代价不仅限于股价波动，还可能影响实际经济效率以及一代人的健康。由于政府不作为，甚至推波助澜，导致诚信缺失日益严重。重建诚信应主要依靠制度建设，而非道德教育。

弄虚作假渗入日常生活

颐和园东南角，有一个小门可供游客出入。这个门位置相对偏僻，而且进去之后离著名的景点也比较远，因此游客很少。不过，它离我的住所比较近，有一段时间我经常由此进园。当然需要买门票，成人30元一张。但每次进门前总会有人主动提出给20元就可以带人进去。第一次我不是很明白，给了他20元，就由那人带着，在检票处他拿出一张卡在机器上刷一下，我便可以进去了。

进去之后觉得有问题，不管那人拿的是什么卡，都显然不需要花20元，他实际上赚的是颐和园的钱。更严重的是检票的人对此视而不见。每次去那个小门，门口总有人等着带人进去，相信公园管理层对此不会一无所知。因此，我假定其收益由相关人员瓜分了。因为这种做法实在有违我的处事原则，我以后再也没省过那10元钱。问题在于，这样的非正式交易一直堂而皇之地存在，多数人觉得很正常，尽管它明显地侵犯颐和园的权益。

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和部分中国概念股的问题是一样的，核心都是通过作假而获益。这个现象相信在国内资本市场更加普遍，只是监管当局管不了，投资者也不能做空。中国概念股在华尔街遇了克星。美国的一些独立投资分析公司，连续跟踪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公司，很容易就找出不少蛛丝马迹，有些实际上是公开信息，比如去年交了多少税，等等。连这样的数据都敢虚报，可见弄虚作假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在当今中国，我几乎想象不出一个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经济领域。程度较轻的，比如说驾车超速，拿别人的驾照去扣分，好像很多人都做过。驾车该让行时绝不让道的现象，也司空见惯。情况严重的，比如现在市场上到处都是茅台酒，但没有几瓶是真的，说明中国的造假已经形成了体系。三聚氰胺、瘦肉精和水果膨胀剂的普遍使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曾经有海外媒体称，中国已经进入了互相投毒的阶段。代写学位论文的服务方兴未艾，因为学生们首先关心的是论文质量，而非学术诚信的道德准则。更宏观点看，我们都知道各地的GDP数据虚报成分很大，那就是来自地方政府的作假行为。 

诚信缺失即无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市场化改革。但是，诚信缺失是横在国人面前的一座大山。

市场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信息不对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手车市场，买车的人往往无法判断一辆二手车的真实状况，因此对任何一辆二手车，他们至多只愿意出一个平均价。这样卖车的人就不愿把好车放到二手车市场上出售。这是二手车中介应运而生的原因。

既然信息不对称，诚信就变得很重要。如果买卖双方之间完全没有诚信，交易成本就会增加。比如，个别中国概念股公司被指责弄虚作假，其他中国概念股公司就被殃及池鱼。以后中国公司再想到国际市场上去融资，难度就会大大提高，成本就会显著增加。最近阿里巴巴对支付宝的处置成为了国际热点新闻，我们且不细究其中的是非曲直，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势将增加中国吸引外资的成本。投资者总是需要面对许多不确定性，但他们最痛恨的，必定是合作伙伴的出尔反尔与言而无信。

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未来国际经济事务中的作用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所有这些的前提，是中国需要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对于全世界有待解决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包括国际金融监管、储备货币体系、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平衡和多哈贸易谈判等，中国所能发挥的作用，取决于中国自身的经济状况和调整能力，但首先取决于能否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

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没有诚信，便很难做成交易。18世纪初晋商票号兴起、发展，靠的也是诚信二字。一个客商从平遥“日升昌”总号开了一张银票，到北京“日升昌”分号兑换时，必须能够兑出足值的银子，“日升昌”的生意才能做下去。如果靠欺诈做生意，终归难以长久。现在中国有很多“聪明”的供应商用添加剂将鸡肉“加工”成牛肉、将腐烂的臭肉变成“新鲜”的好肉，这哪里是在做生意，分明是在犯罪。

有人说，诚信缺失可能是市场经济初期的特殊现象，随着制度的完善，诚信缺失的现象也会逐步消失。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有许多造假行为，我自己就曾在晚上买过一双硬纸板做的“皮鞋”。不过，后来这些做法持续不下去了，很多温州商人就开始转向正规的制造业。

这个说法固然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当今中国对诚信体系的破坏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到目前为止根本看不出改善的迹象。 

重建诚信主要依靠制度建设

中国的诚信缺失何以如此严重？很多人会想到“文革”对思想、道德的颠覆。不过据我个人观察，诚信问题其实在改革开放以后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可能是“后文革”与“前市场”的综合结果，但是我觉得政府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最近几年来，中国各界都开始意识到诚信的重要性，但总体看来仍然是有重视却无进步。

进步不大的原因可能很多。毕竟，改变一种行为方式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政府也可能有所顾忌，不愿意动作太大，怕影响增长、影响稳定等。但这都并非政府无甚作为的理由。一个突出例子是全国假茅台满天飞，如果政府要认真查处的话，绝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最近几次食品问题被揭发出来之后，处理模式也非常接近，虽然直接责任者承担了一些责任，但基本上没有采取刮骨疗毒的政策性手术。所以三聚氰胺去了又来，瘦肉精禁而不绝。

按道理讲，食品问题关系到全国百姓的生命与健康，再没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但我们听到的解释是五花八门，有的说是因为官员有食品特供基地，所以对公众的食品安全问题不着急；有的说是因为很多食品加工企业是国有企业，怕打击太严重伤了它们的元气；还有的说是因为政府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打击有毒食品过于严厉有可能导致经济与社会的不稳定，等等。

部分领导偏好以道德教育为万灵丹药，这可能是诚信问题鲜有改善的重要原因。政治学习与道德教育一直是我们的传统方法，改革30多年来，政府一直强调各级官员加强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而每逢一个官员犯了罪，总会归咎于此人放松了学习改造。

不妨看看投行如何控制雇员出差期间的开支。多数投行很少花大量时间去确认每一项具体的开支，其前提是对雇员诚信的假定。当然，这个假定不是无缘无故的，一旦有雇员被发现在开支上弄虚作假，不但会失去工作，而且终生无法再在业界找到工作，严重的甚至可能被起诉判罪。也就是说，投行尽管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确认每一张开支，但是有一套严厉的制度在支持这个体系。

重建诚信的根本之道只有一条，即建立良好的制度，以此规范个人与机构的行为。“好制度让坏人做好事，坏制度让好人干坏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制度的内容可以非常复杂，各个领域的适用措施也不尽相同，但其核心的制度设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防范诚信缺失，比如加强信息披露、增强审计等；二是严惩破坏诚信之举，大幅提高违规成本，绝不姑息手软；三是对监管当局要有监督机制，如果监管机构不作为导致问题，或者出了问题处置不力，公众、媒体或人大均可弹劾之。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新财新《新世纪》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