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政府所提出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依然是治标不治本。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还是要依靠市场，依靠深化金融改革

近来，浙江一些中小企业主因为债务负担过重而接二连三地“跑路”，加剧了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与金融风险的担忧。根据巴克莱资本在今年三季度的调查，国际机构投资者将中国经济硬着陆列为世界经济衰退和欧洲债务危机之后的第三大全球经济风险。
 
　　中小企业融资难可能导致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层的重视。不过，最近政府所提出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包括容忍较高的不良贷款比例，增加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微型企业的贷款等等，依然是治标不治本。
 
　　核心问题是利率管制，正规部门利率过低，政府干预信贷分配，许多中小企业被排斥在正规渠道之外，而民间借贷资金成本畸高，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的财务困难。因此，解决融资难的根本之道在于推进金融改革。
 
中小企业融资是全球难题
 
　　中小企业的特点往往是规模小、不正规但经营灵活，倒闭的可能性也大。每年总是有不少中小企业倒闭，同时又有更多的新的企业注册成立。央行从去年年底以来持续紧缩货币政策，经济增长不断减速，一些中小企业便遇到了经营困难。类似情形在以前的几个经济周期都发生过，比如2008年上半年企业倒闭的程度就比现在更严重。
 
　　中小企业融资其实是一个全球难题。它们通常很难直接到资本市场上融资，何况中国的资本市场本身就不够发达。对于传统的银行信贷来说，中小企业更是先天不足。银行信贷通常要求有资产抵押，并且有足够的利润、税收、负债等方面的历史信息，否则无法有效评估风险。再加上大多数中小企业都是民营的，这就让国有商业银行的决策变得更为困难。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浙江省已经占到GDP的一半以上。
 
　　国内外银行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克服中小企业融资所面临的这些天然障碍。比如花旗银行在国内给中小企业融资时，更多地关注企业的工资、电费、税收、订单、进货等方面的信息，同时，银行职员需要频繁拜访企业，随时掌握经营状况。国内一些银行甚至把重点转向考核企业主的人品、社会关系等软信息。比如浙江的泰隆银行通过了解借贷人对家人、朋友的态度来辅助判断贷款风险。不过，这些替代措施在经济相对平稳比较有效，一旦宏观经济发生大幅振荡就很难控制风险。
 
　　最近两年，政府也一直在鼓励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中小企业占总贷款余额的19%，而在今年上半年新增贷款中则占到了35%，当然比重上升的一个原因是许多大型项目正在逐步结束。但总体而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政策扭曲加剧融资风险
 
　　中国30多年的金融改革，长于建立监管体系和扩张业务规模，短于开放市场机制和改进治理结构。尽管最近十年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造轰轰烈烈，但并未真正改变金融抑制的现实，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许多金融机构的行为仍然更接近政策性机构；二是主要利率参数依然受到国家严格调控；三是非国有部门融资受到明显的限制与歧视。
 
　　这些问题大大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而核心问题就是利率管制与资本市场不发达。中国在改革期间逐步放开了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利率，银行利率却依然受到央行的严格监管。
 
　　过去几年，中国尽管也增加了存、贷款利率的灵活性，但仍然保留了对最高存款利率和最低贷款利率的限制。这导致实际存款利率常年偏低甚至为负，既减少了居民收入，成为中国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根源，更刺激了投机行为，迫使居民拿着储蓄去炒股票、炒房子、炒绿豆甚至放高利贷。最近，商业银行存款减少，就是对存款利率过低的直接反应。
 
　　由于债券市场不发达，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其他建设项目都只能从银行融资，这样利率就很难上浮。银行也不愿意弃简就繁地去给中小企业放贷，迫使中小企业在正规渠道之外融资。根据北京大学与阿里巴巴对浙江2313家中小企业的联合调查，只有15%的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另外有22%没有向外融资。在剩下的企业融资中，有29%是来自亲戚朋友，21%为民间借贷，7%是小额贷款公司，而1%是高利贷。
 
　　非正规渠道融资的特点是资金来源不稳定，规模相对较小，但最重要的是利率非常高。民间借贷利率超高其实是正规渠道利率过低的一个直接结果，正规系统信贷需求过剩，势必导致非正规渠道利率大幅上升。也就是说，民间借贷利率高，其实是当局利率管制的直接后果，因此，监管当局关于民间借贷利率不能超过基准利率四倍的规定实在没什么道理。民间借贷的发展弥补了正规渠道的不足，给中小企业提供了生存空间，因此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民间借贷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合理监管，容易产生很多不合理的借贷行为，放大风险。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不到7%，但温州民间借贷平均利率已经达到25%，有的甚至高达60%。多数企业很难用如此贵的资金支持正常生产，大多数转向投机活动。这样就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和民间借贷的风险。
 
根本之道在于深化金融改革
 
　　1998年，布鲁金斯学会的拉迪（Nicholas R.Lardy）教授发表了论著《中国未竟的革命》。该书的结论是中国需要推进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金融体系的问题。现在，13年过去，根本性的改革仍然尚未发生。
 
　　政府最近提出的一系列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措施，绝大部分都是行政性的要求，也许银行会在短期内响应政府号召，但不会改变其长期行为。惟一有实质意义的政策是要求银行放宽对中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的容忍度，但是，除非政府承诺以后帮助消化这些不良贷款，否则银行如何向投资者交代？政府要求打击所谓的非法集资，更是治标不治本。非法集资、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其实都是金融抑制政策逼出来的。
 
　　当然，即使没有金融抑制，中小企业也同样会面对一定的融资困难。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这些难题，比如建立政府或者民间的担保机构，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甚至直接以财政补贴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的利率，等等。但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之道还是要依靠市场，依靠深化金融改革。
 
　　下一步金融改革可能要涉及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开放，而对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而言，核心还在于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起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发展债券市场、完善银行间拆借市场，放弃对存贷款利率的干预。债券市场包括企业债券和市政债券市场的发展有助于形成市场利率。大型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可以在市场上筹到更低廉、长期的资本。当这些大客户减少其银行贷款之时，银行资产负债表将会萎缩，它们将不得不转而重视中小企业的业务。
 
　　最后，如果利率由供求关系决定，那么就不会再存在对信贷的过度需求，非正规的民间借贷也就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些银行之外的融资渠道也就能够比较容易地纳入正规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