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消费开支占收入的比重比较高，同时规避通胀的渠道比较少；而富人则可能从资产价格上升中获益　

国际经济学里有个著名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即稳定的汇率、自由流动的资本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个国际经济政策目标至多只能实现两个。最近，“中国金融40人论坛”的内部讨论会曾经提及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不可能三角”，即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这意味着，决策者也许需要重新考虑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在这三个目标之间做出新权衡，而关键在于改变调结构与保增长的相对重要性。

重新审视“不可能三角”，中国在遏通胀方面基本没有异议。这是因为过去的教训深刻。

过去30年间中国经历了几次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分别发生在1988年、1994年、2004年和2007年。通胀不仅是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还可能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高通胀曾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在这方面也有过历史教训，因此，经济政策一直高度重视通胀风险。

通货膨胀的最大问题是对穷人和富人的影响程度不一样。穷人的消费开支占收入的比重比较高，同时规避通胀的渠道比较少，富人则可能从资产价格上升中获益。因此，通常情况下，高通胀很可能令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如果因为基本生活品价格上升过快而影响穷人的生活，就很可能酿成不利的政治后果。

不过，21世纪以来的几次通胀程度相对都比较轻，2004年年中CPI最高时曾经超过了5％，2008年年初CPI最高时曾经到达8.7％。这两个峰值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的经历相比，确实算不了什么。不过，通胀相对温和，在过去十年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中国是如此，美国和欧洲也是如此。

欧美的教训是，即便CPI比较稳定，也不表明总体通胀压力小。全球危机之前，欧美国家的CPI都相对较低，因此，这些国家的央行维持了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其结果是资产价格暴涨，最终形成了非常严重的房地产市场泡沫。一旦泡沫破裂，整个经济就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从目前的发展情势看，这也正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宏观风险。

从表面看来，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这三个方面的政策目标都非常重要，放弃任何一条都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问题是，要同时实现这三个方面的目标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政府其实已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做了取舍。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是政府给予了增长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十分重视通胀，而结构调整就被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

经济学里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增长和通胀之间的权衡关系。如果追求高增长，就可能带来高通胀；而如果追求低通胀，就可能压低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既想要高增长，又承受不了高通胀，怎么办？中国政府的对策就是直接控制价格，2004年，政府限制食品涨价幅度，2008年政府则直接锁死国内石油价格。但是，这样的做法其实是指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缓解通胀压力。

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也存在权衡关系，比如，要降低投资占GDP的比重或者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在短期内也许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看来则未必，不过，多数政府更关注短期的绩效。另外，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调结构需要消除许多要素市场的扭曲，这些可能会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抬高通胀水平。如果政府不愿意接受较高的通胀，就只能牺牲调结构。

政府如何做这个三难选择？现在看来，调结构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如果听任结构失衡的问题继续恶化，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出现大问题。那么，剩下的选择就是放弃保增长还是放弃遏通胀？目前，政府应该接受相对比较低的增长速度。其实，通过或者增强社会保障体系，或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就业机会，都可以帮助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三难问题”的另一个解决方案可能是每个目标都放弃一些，但现在的关键是要改变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的相对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