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26期 出版日期2010年06月28日  

中国经济正面临新的重要转折，增长速度将放慢，通货膨胀将提高，收入分配将改善，产业更替将加速 

中国在改革期间持续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被称为“中国奇迹”。创造这个奇迹主要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但是，一些特殊的因素，例如，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低估的要素价格和“人口红利”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现在，这些因素已经或者即将开始消失，这将推动中国经济的下一个重要转型：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增长。

这个转型也许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转型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会放慢、通胀水平会提高、收入分配会改善、产业更替会加速。

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自主创新，这终将决定中国能否避免曾经困扰部分拉美国家的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尽管初期经济起飞很成功，但后续增长乏力。

“奇迹”不长在

在经济改革的30多年间，中国由一个封闭的、以农业为主的落后经济，迅速崛起为一个开放的、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被称为“经济奇迹”也不为过。到2010年底，中国经济的规模将超过日本经济。而且，如果高速增长的趋势保持下去，中国就可能在20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十年前，国际投资者普遍将中国看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到今天，想要判断世界经济形势，他们就必须首先了解美国与中国的经济状况。中美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中国政府曾经公开否定了G2决策模式，但事实上，美中协商机制已经在很多国际事务领域发挥作用。

既然是“奇迹”，它便不是常态，是很难长期持续下去的。“中国奇迹”也不例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究竟是如何炼成的？首先应该归功于市场化改革，我们放弃计划经济、走市场化的道路，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贡献因素。比如，过去几十年，世界经济长期处于“大稳健”之中，宏观环境越来越稳定；中国长期实行产品市场放开而要素市场扭曲的改革策略，人为地压低生产成本，刺激生产、投资与出口；滞后的金融开放与资本项目管制既降低了资本的成本，也暂时提高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最后，过去几十年人口结构在变化，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然而，所有这些因素已经或者即将开始发生变化。过去，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新兴市场经济的崛起和电脑技术的普遍应用。但是，在经历全球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增长潜力已经下降。现在，大家都担心欧洲债务危机的问题，其实，真正值得担忧的是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庞大的债务负担。美国和英国的公共债务已经大体占到各自GDP的100％，而世界上超过40％的国家的财政赤字已经高于各自GDP的10％。从短期看，如此庞大的财政负担，势必影响它们继续实施经济扩张政策的能力。从长期看，维持和消化高额债务将挤占经济资源。美国的历史数据表明，每当债务负担超过90％，其GDP增长率就会比债务负担小于30％时平均低5个百分点，而CPI则高5个百分点。这些情况表明，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开始转向低增长、高通胀。

不对称的市场化

中国30年改革的基调是市场化，但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策略其实是不对称的：产品市场基本都放开了，要素市场的扭曲依然十分普遍和严重，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资源市场基本上都是如此。这些扭曲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人为压低要素价格。比如，2007年，国际原油价格最高时达到每桶150美元，同期相应的国内价格却只有80美元。根据我们的测算，所有这些扭曲在2006年达到顶峰，总量占到当年GDP的10％以上。这些扭曲相当于变相地补贴生产者和投资者，人为地提高生产利润、增加投资回报，也间接地增强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它们在短期内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近来，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改革要素市场，试图逐步实现由市场机制决定要素价格。

要素市场改革滞后的一个特例，是金融市场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尽管改革已走过30多年，中国仍然具有金融抑制的典型特征，例如，利率管制、政府干预信贷决策和资本项目管制等。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迄今才刚刚走了大概40％的路程，远远滞后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抑制的后果是降低资本利用效率、压低实际利率水平，当然，至少能暂时保持金融稳定性。正是由于比较严厉的资本项目管制，中国才没有在全球危机期间受到更大的冲击。但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很难继续，除了资本效率偏低，更重要的是经济开放以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已经明显下降。因此，除了稳步地推进金融自由化和开放资本市场，别无他法。刚刚重启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其实也是这个自由化过程中的一步。

人口结构的变化则推动中国经济快速逼近“刘易斯拐点”，与之相伴随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所谓“刘易斯拐点”，是指国内劳动力市场将由原来的供应过剩转向供应不足。这个拐点在中国究竟什么时候会出现？经济学家们之间有很大的争议。蔡昉等经济学家仔细地考察了实际经济形势后得出结论：农村劳动力数量被明显高估，而边际劳动生产率被低估，这表明，“刘易斯拐点”离我们要比很多人想象得近得多。由于多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总量将在2015年前后开始下降。当前，农民工在一些地方出现短缺，工资水平已经普遍上升。这就意味着，过去将农民移进城里直接从事劳动生产的做法已经难以继续下去了。要提高生产率，就必须依靠人力资本提升和技术研发。

走得慢些走得好些

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将对中国的经济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重大影响之一，是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都将承受巨大的向上的推力。不仅美国等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货膨胀将显著提高，国内生产成本也将大幅增长，包括利率、汇率和工资等。过去，央行将CPI的目标定在3％，而过去十年的平均幅度只略高于1％，这个水平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相信未来十年的通胀压力会高许多，平均可能会达到5％左右。另一方面，如果央行对通胀控制过于严厉，就有可能影响增长。因此，最终的结果是我们将在某一阶段面对较高的通货膨胀。这是国际、国内环境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价格改革所必需的。另外，适当的通货膨胀也有利于降低名义汇率升值的压力。

另一个重大影响，是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略有放缓，但是，如果它能够保持在7％-8％左右，依然将是非常出色的表现。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的增速已经放慢，预计美国的增长潜力比危机前要低3个至4个百分点。另外，美英等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缩小，这些会直接影响中国未来的出口。不过，更重要的是，要素成本上升、实际利率提高、人民币升值和工资迅速增长等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经济增长。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要依靠研发和技术革新。这样的增长更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因此，也更加能够持续。

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比如，收入分配的状况可能得到改善，这有利于实现刺激消费的政策目标。过去，政府一直想方设法刺激消费，但是，把政策的重点放在改善社会福利体系上面，这些措施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过去十年，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收入赶不上经济增长，要刺激消费就“难于上青天”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过剩和资本快速积累。资本、劳动投入比直线上升，这自然增加了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劳动力过剩时，工资水平很难增长。而“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则可能改善收入分配的格局，特别是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比重。这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和刺激消费（缓解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非常重要。

所有这些经济模式特征的改变，实际就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转型：从“经济奇迹”转向常规增长。这个转型现在已经开始，完成转型过程也许需要几年时间，不过，在转型之后，中国经济将具有如下典型特征：稍慢的增长速度、较高的通货膨胀和得以改善的收入分配。此外，产业升级换代的压力也会大幅度提高。过去，我们通过压低生产成本保护了许多本来应该淘汰的产业和企业，但是，在生产要素实现市场化之后，它们都将直接面对市场，只有那些能够应用新技术、改善竞争力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产业和企业才能生存下去。总体看来，未来的增长也许稍慢一些，却更加能够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