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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债务危机及其发展增加了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的风险。同时也提出了问题:欧元还能持续多久?

欧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举。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时,凯恩斯曾经提出了创设跨主权货币的大胆设想,不过这一方案很快因为美国的政治强势而胎死腹中。1999年欧元开始启动,2002年欧元现金正式替代了欧元区内原有的国别货币。跨主权货币从此由思想变成了实践,欧元很快成为除了美元最重要的国际货币。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

关于欧元前景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有些专家曾经预言欧元生存期不会超过十年。这显然过于悲观,低估了欧洲政治家的决心和能力。但欧元十周年后不久,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欧元的潜在风险。

现在预言欧元区会不会解体可能为时过早,但欧元区将如何化解统一货币所带来的内在矛盾,却值得密切关注。

希腊危机的起因非常简单,就是其财政系统的可持续性出了问题。2009年10月,刚刚上台的希腊社会党政府宣布,2009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2.7%,是上届政府预估的2倍以上,远远高于欧盟允许的3%的上限。而其公共债务可能已占GDP的113%,也大幅超出欧盟限定的60%的上限。

希腊的财政问题当然不是在一夜之间形成,而是多年来政府财政超支、公务员队伍庞大和偷逃税严重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多年来希腊政府在国际投行的协助下,一直隐瞒真相。

国际评级机构则再次发挥其推波助澜的功能。2009年12月,惠誉率先将希腊主权债务的评级由“A-”降为“BBB+”,同时将希腊公共财政状况前景展望确定为“负面”。另外两家评级机构标普和穆迪也紧追其后,下调希腊主权债务的评级。

2010年4月底,标普更直接将希腊主权债务评级从“BBB”降为“B+”,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垃圾债。2010年4月初,希腊主权债务的信用违约掉期(415个基点)首次超过冰岛(400个基点)。这说明,投资者认为希腊的问题比冰岛更严重。

希腊危机爆发超过半年,绵延不断,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际社会不能当机立断对希腊采取救助措施。从理论上来说,救助希腊起码有四条路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欧洲央行(ECB)、欧盟以及欧洲各国。德、法各国也多次宣称,不会对希腊的危机坐视不管,但几个月来一直没有动静。显然是各方都有难处。

直接向IMF求救的主要障碍是欧盟和希腊的面子问题,通常IMF救助的对象都是发展中国家。欧洲央行则受《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制约,“不能救助特定的成员国”。

欧盟当然可以通过自身信用发债融资帮助希腊,但这就意味着,为了维持欧元的信用,一向拒绝接受欧元的英国、瑞典等欧盟成员国必须承担债券偿还担保的法律责任。而德、法各国单独救助的困难,主要在于国内公众的反对。

一拖再拖,希腊风险就被拖成了欧元区问题。希腊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已经显著贬值。希腊本身也许是个小问题,毕竟希腊经济占欧盟经济的比重只有2%左右。但随希腊问题而来的却可能是个潜在的大危机。

对欧元区一些公共财政问题严重的国家,投资者的信心已经急剧下降,首当其冲的是PIIGS五国:葡萄牙(P)、爱尔兰(I)、意大利(I)、希腊(G)和西班牙(S)。这些国家加在一起,就不再是可以忽略的力量。

严峻的形势使七国集团(G7)终于在最近达成共识:希腊债务危机不仅仅是欧元区的“内乱”,而且可能危及全体发达国家,甚至造成新的潜在的全球经济危机。欧盟财长共同宣布推出一项总额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以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成员国,防止希腊债务危机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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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会不会解体?

过去一年来,我一直认为,第二波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现在我仍然认为,其可能性非常低。但最近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表明,这个概率肯定不是零。投资者甚至已经把他们担心的目光转向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遭受重创,政府出手救助金融机构,同时支持经济增长,公共债务负担显著提高。如果这两个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那么全球经济将难逃第二次衰退的命运。

希腊危机及其发展也揭示了欧元区的内在矛盾。许多欧洲国家在加入欧元区的同时,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但这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策?

哥伦比亚大学帕特里克教授(Hugh Patrick)曾指出,建立欧元区其实主要是德国和法国共同做出的一个政治抉择,其主要目的是要避免再次发生残酷的战争,德法之间已经打过两次非常严重的战争。而避免悲剧重演的途径之一就是让经济高度融合,包括统一货币。

无论这种解释可信度有多高,毫无疑义的是欧元区的建立首先是基于欧洲各国政府的政治决策。1979年成立欧洲货币系统,1992年订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都是政府间协商的结果。没有政府的决心与努力,就不会有当年的欧洲货币单位,更不会有今天的欧元。

蒙代尔教授已充分地证明了实行货币融合的好处,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统一货币的最大好处是成员国之间的经济交易消除了汇率风险,从而大大降低了国际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率。

但究竟怎样才算是最优货币区?这在经济学界是有争议的。通常考察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周期。如果它们的经济周期高度同步化,那么建立统一的货币区域的条件就比较好。

凡有一利,必有一弊。统一货币的最大成本就是各成员国放弃了货币政策独立性,欧元区只有一个欧洲央行决定货币政策。放弃独立货币政策,意味着各国无法再将货币政策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既然只有一个货币政策,那么一般来说,决策时能真正考虑的是最大经济体的经济状况。而在欧元区占主导的就只有德国和法国。

如果其他国家的经济周期与德、法完全一致,那也没有问题。但如果不同步,宏观调控就有问题。更重要的是,欧盟还对公共财政政策提出了上限。

因此,欧元区成员国不仅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连财政政策调整的空间也受到极大限制。在同一个欧元区内,有些国家存在庞大的顺差,有些国家存在庞大的逆差;有些经济过热,有些增长乏力,也就不奇怪了。

希腊和西班牙等国的危机其实就是这些问题多年积累,最终爆发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曾经建议希腊暂时从欧元区“休假”,退出欧元区,等它解决了自身的债务风险问题后,再重新加入。

费尔德斯坦教授的建议在欧洲召来一片反对。许多著名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该建议其实就是如何摧毁欧元区的“良策”。起码从短期看来,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非常低。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欧元区是否能够长期持续?

对此,现在还很难做出十分清晰的回答。只要欧洲保持欧元的政治决心不改变,欧元区就不会解体。但如果宏观调控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危机也许会持续伴随欧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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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货币融合启示

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亚洲国家一直致力于地区经济、金融合作,降低风险、增强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努力就是追求货币政策合作。

亚行的一些官员曾经明确提出建立“亚元单位”的设想,启示就是追随欧洲的足迹。最终的目标是建立亚洲统一的“亚元”,与美元和欧元三足鼎力,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自然也是一个十分伟大的设想,不过欧元区的教训表明,亚洲现在谈货币融合可能为时太早。如果说欧洲内部经济周期还不能同步,把中国与缅甸、日本和老挝统一在一个货币区内,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更不要说区内各经济体在发展水平、经济规模、经济周期以及政治体制方面的重大差别。

我一向认为货币融合有两种模式,一是欧元式的政治模式,二是美元式的市场模式。因为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其他国家的汇率政策主动向美元靠拢,这无需双方政府的政治决策,是一个自然的市场过程。而如果强行实施欧元区模式,风险会比现在的欧洲大许多。

对亚洲来说,选择第二种模式要比选择第一种模式好很多。特别是在亚洲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相对力量变化非常大,现在就确定未来货币合作模式并不现实。至于未来哪个货币会主导亚洲经济,到底会是日元、人民币还是印度卢比?我看,完全可以留给未来决定。这个模式的另一个好处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时间表,各国可以自由选择。

本文刊发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20期 出版日期2010年0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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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

黄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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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莱资本亚洲市场经济研究部首席经济分析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资深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 1987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经济项目主任。2000年5月至2009年2月加盟花旗集团,先后担任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等职。此前曾任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商学院General Mills国际客座教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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