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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合作事关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2011年的经济矛盾将集中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经济再平衡 

胡锦涛主席本周访问美国,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2010年,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三次会晤、八次通信和两次通电话,充分证明两国关系已经变得日益紧密。虽然中美没有正式采纳“两国集团”的国际组织模式,但当今世界最强大的老牌市场经济体和最活跃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合作,确实已经成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条件。这无论是对气候变化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都是如此。

然而,一系列客观因素决定了中美之间的合作不会一帆风顺,而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可能是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考验期。

以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在这期间超越美国。这也可能使得双方的经济合作关系变得更加敏感和脆弱,更何况中美之间还存在许多潜在的冲突风险,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失衡和贸易争端等。因此,如何降低冲突的风险、保障两国经济的合作与增长,是对两国政府智慧的考验,其结果对全球经济前景至关重要。

中国崛起带来的新博弈

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成功保持高速增长,起码部分地得益于长期平稳的中美关系,这对于中国经济拓展海外出口市场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至关重要。

1949年以后,中美之间形成非常严重的敌对关系。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两国甚至在朝鲜半岛直接交手。70年代初,中美关系迅速改善。当时双方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分歧根本没有缩小,所以,两国关系改善完全是出于建立战略同盟、共同遏制苏联的国际战略需要。

不过,可能连毛泽东和尼克松都没有预料到的是,平稳的中美关系对于推进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改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初期,许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的企业家到中国来建厂,大多数用于生产出口产品。后来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日本、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者。这些外国投资者到中国来,不仅带来了资本,还带来了管理和技术,大大促进了出口增长。即使在今天,外国投资企业仍然占到中国总出口的一半以上。而所有这些,与当年友好的中美关系紧密相关。

80年代末,苏东剧变、苏联崩溃,旧有战略平衡被打破。在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已经坚定地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随着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强大,美国开始出现了一些担忧的声音,从90年代到本世纪初,“遏制中国论”不断出现。不过,总体上来看,两国之间还是保持了比较好的经济合作关系。

但是,这个格局现在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2010年,即使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也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GDP大概是美国经济的三分之一,不过,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远远超过美国。随着中国经济赶上美国的可能性提高,部分美国人的担忧也不断加重。有的专家指出,在20世纪,德国和苏联等大国的崛起,直接导致了战略对立甚至战争。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出现这种情形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前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令这种担忧更加突出。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市场动荡。2009年全球经济开始走出低谷。2010年,经济持续复苏,但也经历了一些反复,包括对二次探底的担忧等。2011年年初,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所面对的问题已经极不一样。美国经济复苏不够强劲,既改变了世界各国对美国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也影响了美国人自己的心态。

2011年,中美经济的最大风险是什么?中国的通胀压力已经明显上升,尤其是流动性泛滥、负的实际利率、工资高速上涨以及大宗商品价格飙升,都表明今年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形势并不乐观,除非政府及时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显然,对中国来说,决策者迫切需要防范通胀和泡沫的风险。

同时,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直接将矛头指向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从2010年11月开始实行高达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全球受到了普遍的批评。

美联储政策的问题在于它所增加的流动性是计价和储备货币,直接抬高了许多大宗商品的价格,同时流向新兴市场经济的资金迅速增加,也直接导致了新的通胀压力。对于中国来说,流入的资金增加可能导致三种情形:通胀提高、货币升值或者加强资本管制。

对美国来说,经济复苏的步伐还在继续,但对决策者来说,失业问题却是一个巨大的掣肘。如果剔除低技能工人,美国的就业状况其实已经开始出现改善。

如果扣除房地产,其他部门的投资也已经明显增加。有的专家说,这些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其实并非特别糟糕,问题是美国低技能工人如何找到工作?如果考虑一些工人在过去一年因就业市场糟糕没有再找工作,美国的实际失业率可能远远超过10%。

更大的问题是,美国未来靠什么来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美国政府已经宣布了一系列政策来振兴经济,包括投资教育、科研和倍增出口。这些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看不到美国经济未来的方向,许多投资者就变得比较悲观。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最近许多美国高官一再出面强调,今后几十年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而美元仍将是最强劲的储备货币。这些官员一再宣誓,也许正是他们看到了经济中的风险。

“师生”相处之道

无论看短期还是看长期,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将发生变化,这一点大概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改变。因此,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个结果,但同时中美之间也应该加强交流与合作,控制风险,争取最大的机会发展经济。这个交流和合作应该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国防等领域,毕竟一旦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之间爆发冲突,对全球就是一场灾难。

实现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中国需要克服过于自信的心理。过去改革期间,中国人一直比较谦逊,承认自己的体制存在许多问题,因此,虚心地向美国等成熟经济学习。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老师”出了大问题,中国经济却保持高速增长。这就使得部分国民,特别是官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自豪感,甚至过度自信。这是非常要不得的,我们在危机期间经济表现好,主要是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政府超常规动用资源支持经济,而这些是不可持续的,且有消极后果。过度自信,不仅妨碍自身持续发展,还可能毫无必要地影响中美关系。

中美之间的长期经济问题很多,比如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国际货币体系与IMF改革等。在这些重要问题上,中美立场有差别,因此需要协商解决。就2011年来说,主要的矛盾大概是两条:一是再平衡,二是知识产权保护。

经济实现再平衡,已经成为危机之后的全球性共识,分歧在于如何做。美国很多政客和官员将注意力集中到人民币汇率上,这实际上不够客观,不过,增加汇率灵活性有利于中国提高经济效率、降低风险。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增加汇率弹性的同时,尽量说服美国,解决失衡的最好的办法是实施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的全面改革,包括利率和汇率改革。这需要美国给中国足够的时间推行改革并做出调整。无论如何,过度夸大汇率的作用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甚至影响双边关系。

中国还可以说服美国取消对一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这些产品数量不大,但影响深远。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让美方确信这些产品不会被用到军事领域。中国参加政府采购协定也有助于美国等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中国在进口方面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现在很多消费者从海外购买LV包、劳力士手表甚至iPad,而这显然与中国的税收政策有关系。这些开支都没有被算到中国的进口里面。

2011年,知识产权问题的争端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许多对华友好的美方人士都观察到,过去几十年,企业界一直是美国社会支持中美合作的重要力量。但这一点在过去一二年间已经发生变化,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自主创新的政策存在缺陷和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

真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际符合中国自己的经济利益。现在国内企业的发明创新越来越多,如果知识产权不能得到保护,创新能力就会受到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大。因此,保护知识产权,既有利于改善中美经济合作,又是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必需,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本文发表于《新世纪》周刊 2011年第3期 出版日期2011年0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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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

黄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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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莱资本亚洲市场经济研究部首席经济分析师。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资深研究员,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 1987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年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曾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中国经济项目主任。2000年5月至2009年2月加盟花旗集团,先后担任花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等职。此前曾任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商学院General Mills国际客座教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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