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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革命促发展方式转变

“十二五”期间要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消除金融抑制、推进金融改革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总共包括12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说明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将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到战略性的高度。这一决策应该说是既恰当又富于远见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年均达到10%,在国际上被称为“中国奇迹”。与此同时,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效率低下的问题也非常突出,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平衡的、不稳定的,并且不可持续的”。“二战”之后许多拉美国家在成功实现经济起飞之后,却无力保持可持续增长。我们需要谨防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共中央的“建议”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帮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体的措施涉及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互相协调、城市化、科技进步和创新、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资源价格改革,等等。这些都十分重要,但是,改变发展方式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素市场的改革。今天发展方式的许多问题,其实与要素成本普遍低估紧密相关。要素市场扭曲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普遍而严重的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的问题不解决,不但很难真正消除经济结构失衡的现象,金融风险也可能显著上升。但是,顺利推进要素市场尤其是金融体系的改革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真正淡化增长指标在经济决策中的地位。

转变发展方式为什么这么难?

其实,过去十年来,政府一直在试图转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总体看来成效并不显著。事实上,过度投资、消费不足、庞大的外部顺差、收入不公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难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存在三大目标,即保增长、防通胀和调结构。这三大目标各自的重要性非常清楚。保增长,是为了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从而保障社会稳定。防通胀是为了保护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生活,避免政治与经济风险。而调结构则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并支持可持续增长。问题是,这三者之间有时候存在一定的权衡关系,每当决策者需要做选择,通常都会首先保增长和防通胀,而牺牲调结构。

第二个原因是过去调结构主要依赖行政手段。现在既然走市场化道路,如果激励机制不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就很难发生变化。比如,每当政府担心经济过热特别是投资过多的问题,一般都会由相关部门控制项目审批,甚至派出调查组到各地查处违规项目,等等。每当通胀压力上升,政府有关部门便会出台一系列措施控制价格。这些手段在短期内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但大多是治标不治本。如果资本成本过低,投资就有巨大的获利机会,控制投资就很难见效。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利润率超过300%,资本家就愿意冒上绞刑架的风险。行政调控的问题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供求关系,同时还容易造成经济活动的大起大落。

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奇迹”的主要促成因素是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不过,仔细观察30年来的政策演变,就会发现其实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不彻底,或者说是不对称的。一方面,产品市场改革走得比较彻底,起码95%以上的产品的价格已经完全由市场机制决定;另一方面,要素市场扭曲依然十分严重,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交易和价格受到各种各样的政策与制度的限制。要素市场扭曲的一个共同结果,就是普遍压低了要素价格。要素成本被压低,实际是人为地提高生产利润率、投资回报率和出口竞争力。这样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全世界的投资者都要到中国来,更不难理解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这些扭曲也直接导致了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

金融改革、金融发展与金融抑制

要素市场扭曲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内普遍的金融抑制政策。

30年来,中国从改革初期的单一银行发展到今天相当完整的金融体系,包括中央银行、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乡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一系列的货币与资本市场。当前,银行总资产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200%,股票市场的市值在最高位时也达到GDP的120%。与此同时,当局还大力推进了一系列金融改革与市场开放。金融体系的发展与改革对支持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过,总体看来,中国金融改革的进程还是明显滞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东亚邻国。如果对照麦金农的理论,中国金融抑制的现象可以说是既普遍又严重,包括当局对利率的管制、对资金配置的干预、对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调整和对跨国资本流动的限制。中国改革期间金融发展较快,同时金融抑制严重,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究其原因,部分地是因为考虑到部分金融机构的素质,随意放弃管制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部分政府官员对市场不信任,尤其是经济增长目标至高无上。对各级官员来说,直接控制金融资源,比如信贷和上市额度并干预金融价格比如利率和汇率,也许最有利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来支持经济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抑制性政策都是不好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正是由于资本项目管制才部分地保护了国内的金融机构。说穿了,任何政策选择都是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但总体看来,中国的金融抑制政策降低资本效率、遏制经济增长并增加金融风险。我和王勋最近做的一个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将改革初期金融抑制指数设定为1,同时假设完全无抑制时为0,那么,2008年时,该指数大概为0.58。也就是说,30年来金融抑制的程度还是在大幅降低的。金融抑制给GDP增长带来的损失,1978年时是3个-3.5个百分点,到2008年为1.7个-2.1个百分点。

不过,与对GDP增长的影响相比,金融抑制所造成的经济失衡和金融风险可能更为可怕。实际利率压得太低,投资者只好拼命地投机,投资过热与资产泡沫都是由此而起。拉迪教授认为,实际存款利率过低相当于从居民手中剥夺了大量的收入。据他测算,2008年的数额高达GDP的4%。因此,要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能仅仅考虑工资因素,金融改革也十分关键。金融抑制还有一个重要后果,就是金融机构在资金配置时没有充分考虑潜在风险。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将人民银行当做取款机,财政缺钱,就向央行借。这一点已经被《中国人民银行法》叫停,但现在各级政府将商业银行当成了变相的取款机,过去两年,银行发放大量贷款来支持经济增长,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大量借钱搞项目,已经酿成了巨大的金融风险。

完成未竟的金融革命

1998年,拉迪教授发表了影响广泛的著作“完成未竟的金融革命”。12年之后,我们仍然面对同样的挑战。在许多领域,甚至挑战变得更加严峻。这些问题不解决,转变发展方式或者实现可持续增长,都可能流于空谈。现在,政府制定“十二五”规划,将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一条主线,甚至切入资源价格改革的问题。但是,要素市场的改革应该超越资源价格,包括劳动、资本和土地,而其中的金融改革更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当然,规划金融改革,并不是放开就了事,过去有不少发展中国家没有考虑自身的具体情况而放开了金融市场,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改革需要考虑一些前提条件和开放的次序。

金融改革的任务仍然十分广泛,不过,“十二五”规划可能需要考虑如下四个方面的政策:

第一,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这一点目前看来不一定做得到,但增强央行的相对独立性还是可以考虑的。央行不独立的结果,就是金融风险、金融效率、金融稳定最终让位于其他经济目标。

第二,真正实现商业化的金融机构。现在,很多银行都上市了,但重要决策还是留在党委会而非董事会。这样的决策如何保护股东的利益、如何控制银行的风险?

第三,建立市场为基础的利率和汇率体系。利率、汇率管制究竟谁得利、谁受损?如果这样的管制不利于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就必须尽快推进改革。

最后,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当然,我们并不预期“十二五”期间中国的资本项目会完全开放,但是,可以开放的领域很多,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债券融资,有一些已经管不住,管住了也是得不偿失。

本文发表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50期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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