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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重视基础教育、技术培训,保障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黄益平

一年多前,我受亚洲开发银行委托,组织一部分国内学者与一些国际专家,一起做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研究课题。核心问题就是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根据“二战”以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经历所总结的一个现象,即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但是,一旦人均收入水平达到3000美元到5000美元,高速增长便难以持续。

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创新能力。中国已经享受了近30年的低成本优势将会很快消失,创新能力将决定中国的产业能否持续不断地升级换代、保持国际竞争力。

通常而言,创新能力的培养与发挥需要一系列外部环境,最关键的是教育与科研、融资渠道和知识产权保护。

教育与科研对于创新活动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教育部门的进步相对较小。

目前,个人教育投资甚至出现了负回报现象。“大学生过剩而民工短缺”,意味着花钱上大学是一种浪费。许多农村孩子并不想上大学,而是想早点出去打工赚钱,这也是家长的看法。

问题根源并不在于孩子或者家长,而在于教育体系。教育出了问题,才会产生“读书无用”的观念。

不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大学生中起码有一半以上来自农村。现在农村学生却已经变得越来越少。当然,一个客观原因是30年来不断加速的城市化,使许多过去的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从30年前的不足20%上升到了40%以上。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日益严重的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

中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无论是家长还是国家,都有责任保障每个孩子接受起码九年的义务教育。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面对同一政策,但其客观条件有天壤之别。至少在改革开放开始的20多年里,所有城市学校的基本费用来自财政开支,农村学校的费用却全部由家长负担。

近年来,政府增加了对农村教育的支持,但是,不平等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农村孩子上不起学,师资和教育水平日益退化,使得城乡教育差距在过去30多年内持续扩大。北大有一位来自农村的学生,现在还不满22岁,已经念到研究生二年级。据说他小学还没毕业,学校就垮了,因此直接上了初中。后来初中又垮了,就直接上了高中。在这样一个似乎颇具喜剧色彩的故事背后,有多少他当年的小学、初中同学可能无法跟上课程,甚至被迫失学?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提出不要鼓励农村孩子上大学,因为农村孩子上大学可能令全家返贫,孩子在学校有自卑感,不合群,容易导致性格孤僻,毕业后在城市里没有社会关系,找不到工作,最终可能酿成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是,由民意代表将其作为反对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理由提出来,实在匪夷所思。

上大学的机会,其实是为低收入家庭的农村孩子提供了一条向上流动的通道,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定化、永久化。这一现象如果持续下去,有可能演变成高等教育贵族化。

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人向往美国?因为存在一个奴隶、仆人的后代也有可能当总统、做富豪的“美国梦”。这个梦想是促人奋进的动力,也是缓冲社会矛盾的机制。

追求一流大学的梦想

中国教育支出的基本特征,是“锦上添花”多,而“雪中送炭”少。重城市教育、轻农村教育就是一个明显例证。力争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却不重视基础教育、技术培训,则是另一个重要表现。

很多人现在一提到发展教育,就会想到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经常在各个大学听到关于教师待遇差和教育经费不足的抱怨,这固然是事实。但是,相对而言,政府对大学,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学,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很多大学硬件现代化的程度其实已经相当高。过去十年,许多专科学校和职业学院都升格成了大学,但是,实际教育水平又提高了多少?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世界一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谈何容易。即使是以“举国体制”建成了几所一流大学,从投入产出关系来看也不见得合算。

况且,投了钱也不一定就能建成一流大学。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批评大学生长于考试、短于思考,但是关键在于大学的教育方法过于老套。大学如果不重视思想解放、鼓励百花齐放,想要提高创新能力便难上加难。这几年教育部门也试图推出一些新的改革,比如高考制度的改革等,但是,最终不是流于形式,就是演变成权贵寻租的工具。

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照搬国外尤其是美国大学的评判标准。

别的专业我不太了解,但在经济学领域,这一点很普遍。起码在一些比较好的大学,教师招聘和评定职称,基本上就是采用美国大学的标准,看有没有在英文的国际期刊上发表足够多的文章。这个做法最初对于推进经济学研究国际化是有意义的。但是,片面要求在英文的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导致一大批经济学家孜孜不倦地用数学模型研究一些与中国经济改革无甚关系的琐碎问题,这是中国大学的一个怪现象。

几年前,所谓中国只有几位合格的经济学家的说法,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这一说法的评判标准,无非就是在美国的某几份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目。且不说现在国内有大批经济学家都在国外期刊发表过文章,难道那些对中国经济有深刻认识并提出许多真知灼见的学者,仅仅因为没有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就不能算是合格的经济学家?

事实上,如果简单跟随美国大学的标准,我们最多只能建成二流、三流的经济系,但是,如果我们集中精力研究国内经济问题,或许有可能建成世界一流的研究团队。

教育应该培养有用的技能

已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舒尔茨,曾经因为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一个重要论断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小学教育。因为在这些国家,发展经济的关键是应用现代技术。一个农民完全没有必要了解量子力学,只要他能够看懂说明书,能够合理使用化肥和农业机械,就可以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率。

这一论断,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今天最缺少什么样的教育?可能还是基础教育、技能培养。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从十年前的60多万翻了一番,毕业之后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的基础教育不受重视,而这对于中国今天的创新和发展其实至关重要。

很多人一讨论创新,就会想到世界技术前沿。如果中国能够在某些领域引领世界技术进步,当然值得高兴。但客观事实是,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技术水平,中国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以“举国体制”大力投入,固然有可能达到世界技术前沿。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就把卫星送上了天,但代价是大家都吃不饱饭。这样的投入产出究竟是否值得,值得深思。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举国体制”,也不一定就能走到世界技术的前沿。毕竟,从总体上看,我们离世界技术前沿还相当遥远。但是这不排除我们拥有巨大的创新潜力。我们应当开发适合中国现阶段经济水平的技术,不断逼近世界技术前沿。

我们的教育体制改革应该更多地考虑实际经济的需要,这才是保持经济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之道。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大力加强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否则,一流大学的梦想也只能是一个梦想。

教育发展能不能走市场化的道路?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国内外也已经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基础教育、技术学校和高等院校,都应该培养实际经济需要的人才,单纯地靠“举国体制”,很难做好。

但是,走市场化道路,不等于政府不需要积极发挥作用。政府的功能就是弥补市场失灵,有些专业很难完全靠市场支撑,政府应该增加投入。

更重要的是,政府应当尽量保障受教育权利的平等,这一点对于农村孩子的成长和发展十分重要,不能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惟其如此,社会才有希望。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新《新世纪》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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